用经营贷炒房，俨然成为妇孺皆知的秘密。

　　“大家都在心照不宣地做这些事。银行既有业绩增长的需求，也有向中小微企业投放经营贷的考核任务，而经营贷流入一线城市的楼市，还款能力有保障。” 4月19日，深圳某银行支行行长对时代周报记者透露，目前，各家银行普遍都在根据银保监会和央行的要求进行大力排查，“严查经营贷违规流入楼市的态势还会持续下去，但能否标本兼治还需时间观察”。

　　央行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年末，银行本外币住户经营性贷款余额为13.62万亿元，同比增长20%，全年大幅增加2.27万亿元。

　　与经营贷规模大幅增加相呼应的是，北上广深等热点城市的房价自2020年来持续上涨。

　　4月16日，银保监会副主席肖远企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态，语气坚决：“经营贷用于包括房地产市场在内的非生产经营用途都是违规的，必须纠正，在执行上不能打折扣”。

　　早前，全国各地的监管部门已经行动起来。

　　浙江银保监局发布风险消费提示，浙江银保监局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将重点关注非营商人员的经营性贷款、逻辑上明显不合理的大额消费贷款、全款付清购房款同时又在银行办理房地产抵押贷款等三类贷款。

　　监管层频繁发声，这场针对违规挪用经营贷“炒房”的大清查正步入深水区。

　　2020年以来，经营贷违规流入楼市的现象有所抬头，甚至形成了一条利用经营贷炒房的完整灰色产业链，部分贷款中介机构明码标价为客户提供“经营贷”炒房的通道。

　　在资本等各方因素的推动下，2020年以来，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房价在不断上涨，并在2021年春节后快速蔓延至部分二线城市，经营贷违规流入楼市的现象也被推至聚光灯下，由此引发了这一场前所未有的排查经营贷炒房行动。

　　“从根本上来看，宏观经济表现不太理想，实体经济不好做，很容易出现亏损。在炒房客、助贷中介机构和银行的推波助澜之下，导致利息较低的经营贷变成了炒房的工具。”前述深圳某银行支行行长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

　　另一方面，各地“围剿”经营贷违规流入楼市的态势愈演愈烈。本是惠民惠企的金融产品，对经营贷的严查会否殃及池鱼，抑制正常的中小企贷款需求，亦值得深思。

　　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在4月12日表示，已初步摸清经营贷流入房地产典型案例的典型做法和关键违法环节。“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希望商业银行不要因为这一问题影响到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质量。” 邹澜强调。

　　一体两面，“围剿”经营贷将会如何收场？

　　“围剿”经营贷演义 

　　这场“围剿”经营贷违规流入楼市的风暴始于上海。

　　今年1月29日，上海银保监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个人住房信贷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商业银行对2020年6月份以来发放的消费类贷款、经营性贷款以及个人住房贷款进行全面自查；禁止发放无用途、虚假用途、用途存疑的贷款；防止消费类贷款、经营性贷款等信贷资金违规挪用于房地产领域。

　　一天之后，北京便接过“围剿”经营贷的大旗。

　　1月30日，北京银保监局向辖内银行机构下发监管提示函，要求各行对2020年下半年以来新发放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个人经营性贷款合规性开展全面自查，并要求银行对发现的问题立即整改，加强内部问责处理。

　　继上海、北京后，广东也加入“围剿”大军中。2月9日，广东银保监局公开表示，多措并举严肃查处经营贷、消费贷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行为。

　　此后，围堵经营贷的政策不断升级，严查“经营贷”风暴也扩至杭州、西安、成都等“新一线”城市，逐步走向全国。

　　这一次的全国大排查，不再是“无果而终”。

　　3月以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相继公布自查结果：北京自查发现涉嫌违规流入北京房地产市场的个人经营性贷款金额约3.4亿元；广州发现涉嫌违规流入楼市的问题贷款金额为1.47亿元；上海调查结果显示，发现123笔经营贷和消费贷涉嫌被挪用于楼市，共计3.39亿元。

　　相比之下，深圳排查出来的嫌违规贷款规模较小。据通报结果，深圳提前收回21笔、5180万元涉嫌违规贷款。

　　这一结果出人意料，随即引发的“深房理”事件直接暴露套用信贷资金炒房已成为一种“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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