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对撞机”该不该建，无论是杨振宁的反对还是王贻芳的力挺，都是学术观点之争，是君子之争。

　　最近，一篇题为《杨振宁的最后一战》的文章广为传播，谈的是个老问题——“超级对撞机”该不该建，但写作手法却极其“新媒体化”。中心思想就是盛赞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院士在建“超级对撞机”问题上坚决的反对态度：“这个对撞机要花中国200亿美元，我没办法能够接受这个事情”。同时揭露“围绕中国超大对撞机的争论，背后其实还是科学权力之争”。

　　文章采用了一些自媒体最喜欢用的“内幕写法”，仿佛洞察了科学界种种斗争的本质，把杨振宁、温伯格、爱因斯坦等人的内心活动描绘得“栩栩如生”。可实际上，这些描写不过是为了把读者带往一个方向，那就是国际“超弦教拼命游说中国搞超大对撞机”动机不纯，科学基础没有实验支持，注定无望。从这些“上帝视角”的表述，读者仿佛看到了一位科学远见超越爱因斯坦、洞悉国情又富有家国情怀的杨振宁，而其对立面那些人，要么水平不行，要么动机不纯，要么不爱惜国力民力。

　　目前，一些平台已发表多位科学家的评论，指出该文对“超级对撞机”的科学和工程方面的理解都存在严重错误。在此，不赘述。

　　回归常识，我们还应重申，对于科学问题或大科学工程，不宜如此情绪化地“带节奏”。比如，该文把王贻芳院士提出对撞机、物理学家们支持千亿工程的理由归结为“幸运”，迎合对高能物理所知甚少的一般读者的理解能力，成就了自己的“10万+”，实际上只是借助杨振宁这样的权威人士，来抹黑持对立意见的科学家群体。

　　高能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提出超级对撞机项目已多年，支持者众多，反对者也众多，这无论在国内外科学史上，都是正常现象。事实上，在科学界，即便是杨振宁院士这样的权威，提供的也只是其本人的看法，而非“最终答案”，更非“上帝视角”。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上参与了多项国际大科学工程。这个世纪又陆续建成了同步辐射光源、全超导托克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等数十个中国主导的大科学工程。这些工程在决策之际，也经历了很多争议，争议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有的是耗资巨大，有的是科学问题已数十年悬而未决，有的是同行并不看好。

　　可我们必须看到，对于大科学工程的决策不可能尽善尽美，更不可能保证建成后会立竿见影收获巨大。就像美国议会在耗资20亿美元之后又撤回了对超导超级对撞机的支持，把高能物理的发展机会拱手让给了欧洲，之后才有了大型强子对撞机——美国当时也不可能预见后者的成功。

　　今天无论杨振宁先生的反对，还是其他科学家的支持，都是他们凭借自身科学认知做出的预估，是学术观点之争，是君子之争。就像该文所说的“坚持自己很难，超越自我更难”。在这些重大科学工程决策上，我们不能凭个人喜好打扮或者丑化科学家群体。

　　面对前沿科学的发展，这样的重大科学工程决策其实还不是最困难的，更困难的是我们如何通过理解科学提高全面科学素养，不跟着网红文章的节奏走，不把科学家们庸俗化，超越追捧或者抹黑这种形式，看到科学家们所看到的“远方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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