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璇在示范手语手势。

（李向博摄）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柯高阳　

　　中等身高，齐耳短发，红色围巾，郑璇的普通话清晰流畅。若不是她耳朵上戴着助听器，很难把她与“聋人”联系在一起。

　　有人说，郑璇是堪称传奇的聋人。她是中国首位自主培养的聋人语言学博士，曾担任北京残奥会火炬手，还曾获得“全国最美教师”“全国自强模范”等荣誉……

　　但郑璇说，自己没有那么传奇，也没有谁生来就是坚强者和励志者，但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经历。她希望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帮助更多聋人建立自信，更好地适应和融入社会。

　　以下是郑璇的自述。

自我和解：“我是一个聋人”

　　1981年，我出生在湖北武汉。两岁半时，一次生病发烧后的医疗事故，使我患上感音神经性耳聋，坠入无声世界。

　　变故突如其来，父母四处求医尝试了许多办法，病情也未见好转。幸运的是，当时我已经有一些口语基础，康复难度比先天失聪的孩子小得多。

　　我爸妈的文化水平不算太高，也不懂教育学、心理学，但他们有个很简单、淳朴的想法，就是希望我能跟其他孩子一样说话、上学。

　　他们给我买了助听器，从a、o、e开始每天教我说话、发音，从未间断。我没进过康复中心，父母是我最好的康复老师。记得当时为了方便我跟读儿歌，爸妈还节衣缩食特别为我买了一个双卡录音机，这在上世纪80年代算是比较大的支出了。

　　到了上学的年龄，我被送到附近的一所普通学校读书。一开始吃了闭门羹，直到第二年我的交流能力稍好些了，才终于通过面试走进校门。

　　刚进小学时，我诚惶诚恐。上课时不能完全听清老师的话，只好看别人做什么就跟着做什么。有一次老师教大家唱歌，我完全不明白是什么歌，只好模仿别人乱动嘴巴。回到家后我问爸爸，大家唱的“抱我”到底是什么？他一听就笑了，原来是国歌里的“冒着敌人的炮火”。

　　为了跟上学习，我只好加倍努力。上课时听不清老师的声音，就一刻不停地盯着老师的唇形，但是这样也使得我无法兼顾，要“听课”就无法记笔记，记笔记就无法“听课”；连蒙带猜上完课，课间休息时得趁别的同学出去玩的时候借来笔记补抄；放学回家，晚上父母还要帮我“开小灶”，预习、复习功课……

　　沟通障碍是聋人的软肋。从小学开始，我就一直坚持自我康复训练，用随身听把自己说话的声音录下来，反复听辨，自我矫正，然后再录音。那时还购买了普通话考级的培训教材，订阅演讲杂志，口语也慢慢流畅起来。1998年，我考取武汉大学，念完本科和硕士后，又在机缘巧合之下考入复旦大学，将手语语言学作为研究方向，在手语语言学家龚群虎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

　　大学里，我还开始学习舞蹈，加入了湖北省残疾人艺术团。我一有空就去参加排练，还参加过《千手观音》的演出。那时，邰丽华老师已调到北京工作，但还经常回来指导，我们的《千手观音》就是她教的。排练的时候演员全是聋人，我们可以不要音乐，有个人在旁边数拍子指挥就好，直到最后排练好才配上音乐。到复旦读博以后，我成了学校研究生舞蹈队的队长，除了给大家编舞排练，还担任着领舞的角色。在2009年的研究生毕业晚会上，我表演了3个舞蹈节目。

　　现在回想起来，舞蹈给了我表达自我的新路径，也帮我真正接纳了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小时候的我说话不像现在这样清晰，加上性格又内向胆怯，根本不敢在大家面前说话。在残疾人艺术团里，我才开始真正学会走入无声世界，去和手语群体打交道。就在这个过程中，我终于和自己达成了和解，完全接纳了自己的聋人身份，可以自然地说“我是一个聋人”了。

唇耕手耘：“我是特教老师”

　　读博时，我主要是做手语的语言本体研究，但我并不满足于此，非常希望能把研究成果应用到聋教育上面——我想做一名老师，而且要做高校老师。因为在特校是教一个一个的聋孩子，而在高校是一批一批地培养特教老师，他们将来又会去教更多的聋生，我想让更多聋人得到改变。

　　2009年毕业时，我放弃了沿海地区的高薪工作机会，也没有考虑其他东部高校，直接把简历投给了重庆师范大学。因为这所学校从2005年起招收聋人大学生，当时是西部地区唯一的聋人高等教育办学点，但师资却相对匮乏。许多人看我放弃留上海的机会觉得匪夷所思，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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