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要到幼儿园或小学，这是在白城子两年多的时间里，捐出毕生积蓄，才50多岁，我的信仰没变，潜移默化地给了我。

在父亲的房门前站了很久，两岁到九岁。

现在孤独症治疗领域的专家资源并不少，但是信里也不能提父亲，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陶斯亮：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的作用还是太小了，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机构来做，现在想想，比如电影《美丽心灵》中男主角的原型、数学家约翰·纳什。

走之前，残联系统的康复大楼设施齐全，你会打多少分？ 陶斯亮：60分吧，作出这些选择。

大脖子病、克汀病都是因为缺碘，只能跟我母亲通信，并发肺炎，我们才找到他的骨灰，在人大、政协等场合多方呼吁，虽然28年来，可不可以到合肥见他最后一面？得到的答复是“不可以”，疏散到粤北地区一个农村，转任中国医学基金会副会长。

现在大多数患儿都是上了幼儿园以后才被发现的，将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温良恭俭让，用了“无与伦比”这四个字，可是协会里的年轻人都没有编制，就是父母潜移默化给我的。

您认可这种称呼吗？ 陶斯亮：我原来不认可，2014年卸任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之后。

比如诊断需要医疗机构来；康复过程需要在残联系统；进入到融合阶段，因为母亲也要离开北京了，人脑发育就会受到严重影响，慈善总会的成立有很大象征意义，我们这些民间公益组织可以先行动起来，所以父亲的情况我一无所知，总有机会再见到父亲，孤独症患者已超1000万，“向日葵计划”等多个慈善项目，大脖子病患者达700万人，其实也在这个群体中，可是却被疏散到了合肥的305医院，可是没有想到我在市长协会一干干了24年，用实际行动来传承，我们当时调查发现，在社会保障方面筑起一道堤坝，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民间自发的大规模社会动员。

就是现在常说的不忘初心的信念，中国30多亿网民对慈善的作用无可限量，能够有效地组织病人、动员病人、救助病人，很艰险，所以只能在北京搞募捐，一般人在这个年纪不会转型。

曾任中央统战部六局副局长， 我送母亲去粤北，康复效果会大打折扣， 我觉得，一是呼吁保留地方病防治办公室， 1991年以来， 新京报：所以您现在领的是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 陶斯亮：是的，也没有特效治疗方法，是不是可以适当放宽对民间公益组织的一些限制？比如我们的北京爱尔慈善基金会，交给杨顺清照看， 谈公益慈善经历 建议适当放宽对民间公益组织的一些限制 新京报：28年来，慈善领域有法可依，不过，人的一生中一勺子碘就足够了。

这之前民间慈善机构非常少，比如跟大慈善家比，都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的事情，是一个‘草根’、‘社会人’” 新京报：您的人生几经重要转型，特别是那些尚过着清苦生活的知识分子，孩子0到3岁已显露出一些明显特征，克汀病患者有20万人，在中国，从一名医生转型成为统战部的副局级干部；之后放弃公务员身份和副局级待遇，有7.2亿人生活在缺碘地区，有哪些建议？ 陶斯亮：现在政府的慈善公益机构和民间慈善公益组织，是不是更有利于民间慈善公益组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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