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巴塞尔委员会启动对巴I的全面修订，并于2004年6月正式出台了巴塞尔协议II，要求达标银行建立最低资本充足率、监管监督检查、市场纪律等三大支柱，并实施包括信用、市场、操作等风险的全面风险管理。从今天来看，巴II在监管体系的完整性、风险计量的精确性方面的设计堪称完美，成为了全球专业性最强的国际财经协定之一，并对各国商业银行开展风险的量化管理都提供了很好的指导和简介。中国银行业从本世纪初开始逐步引入巴塞尔协议的基本理念和金本监管要求，以此为契机融入国际通行的监管体系，按照国际准则来提升银行业的风险管理能力，为提高中国银行业的稳健性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三、巴塞尔协议求“新”的展望

　　一、巴塞尔协议的演进

　　3、探索差异化监管制度。中国银行业主体类型众多，包括政策性银行、国有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含民营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含农信社）、村镇银行等各类不同的机构，在经营地域、目标客户、经营管理能力和科技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如果对所有机构，都按照完全相同的监管标准，很有可能会导致机构发展的同质化，并制约中小银行机构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空间。因此，在巴塞尔协议的实施中，在坚持核心监管原则和理念一致的前提下，也有必要根据不同类型机构的特点，在监管标准、监管强度进行灵活、差异化设置，以更好地落实《十四五规划建议》关于“支持中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持续健康发展”的要求。10月16日，人民银行发布《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其中明确了要探索建立差异化银行监管框架，这为相关领域的监管创新奠定了法律基础。

　　五中全会特别强调了发展与安全的平衡，从金融行业来看，更加关注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特别是防范系统性风险，是十四五期间金融政策关注的一个重点。从完善监管制度角度讲，防范系统性风险有两方面主要的工作：一是根据巴塞尔协议的的规定，并结合中国的实际，进一步强化对系统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要求。9月30日，人民银行与银保监会联合发布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能力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标志着中国版的TLAC监管框架正式出台。此外，《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也在制定过程中。；二是将游离于监管框架以外，但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主体纳入监管框架，并实施一致性监管。9月13日，国务院和人民银行相继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和《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正式将非金融主体（包括地方政府、央企、民营企业以及金融科技公司等）发起的金融控股公司纳入金融准入和监督管理体系。十四五期间，如何落实和推进上述工作，完善监管细则，将是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重要工作内容。

　　此外，如何全面评估和应对金融科技高速发展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影响，也应该成为监管关注的重点领域。一方面，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有效提升了金融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金融业务（特别是面向长尾客户的普惠金融业务）的风险管理。实践中，基于大数据风控的各种模型，与巴塞尔协议中用来计量信用风险的模型和方法存在较大的差异。密切跟踪、观察这些新模型的有效性，以及如何在监管资本计量中纳入这些新的模型，是巴塞尔协议实施中需要去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另一方面，科技提升了金融的普惠性，让金融服务可以触达更多的用户，但与此同时，也可能会将金融风险传递给更多的市场主体，这似乎会增大系统性风险。如何全面评估金融科技对系统性风险的潜在影响，融易快讯，并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监管规则，以实现创新与监管之间的合理平衡，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部分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的“大而不能倒”特征让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经济稳定运行所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新巴塞尔监管体系（包括巴III及相关配套规则）也格外重视对系统性风险的预防。在巴III出台的同期，分别从逆周期调节、杠杆率以及集中度风险三个方面加强了系统性风险的监管。

　　（一）逆周期调控工具的引入

　　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大量资本充足的银行也陷入了倒闭的危机中，暴露出银行监管规则中的一个重要缺陷，即顺周期性。所谓“顺周期性”，指的是由于商业银行需要满足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在资本数量既定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水平会随着风险资产规模的变动而变动，这种变动往往与经济周期相一致。银行信贷能力呈现在经济上行期增强、在经济下行期下降的“顺周期变动”，会放大实体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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