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顾炎武每次去南京城（今南京老城区），都住在朝天宫后的顾侍郎祠中。这是祭祀他的曾祖父、兵部侍郎顾章志的祠堂。

　　清顺治二年春，识才爱才的南明昆山县令杨永言，曾推荐33岁的顾炎武到南京城，出任南明弘光政权兵部司务。年届而立的顾炎武，早就无意于科举，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干一番事业。

　　倾心写出“乙酉四论”

　　去南京城之前，他不仅写了几首激情洋溢的诗篇，还起早贪黑地准备了《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　等一整套兴复大计——史称“乙酉四论”。他从弘光政权据守南京（范围包括今江苏、安徽、上海区域）立国的实际出发，针对明末在军制、农田、钱法等方面的积弊，提出了一整套解救危难的应急主张。顾炎武心想，有这样的治国方略，可谓成竹在胸，能够在南京城舒展一番手脚了。

　　现实中的一切，却跟他的愿望背道而驰。腐败的弘光小朝廷为马士英、阮大铖之流所把持，文臣同室操戈，武将拥兵自重，内部一片混乱。连朝廷内部秩序都控制不住，怎么能取得民众的拥戴，更怎么能抵御清军铁骑的入侵呢？

　　出狱后祭祖写诗

　　几年后，因为与叶方恒的种种纠葛，顾炎武被清廷以“通海”的罪名锒铛入狱。被保释出狱后，他又来到先祖祠堂，心中充满了悲怆而又抑郁的情绪，不由得写下了一首诗：“晋室丹杨尹，犹看古柳存。山河今异域，瞻拜独曾孙。雨静钟山闭，云深建业昏。自怜褴褛客，拭泪到都门。”

　　对先祖功业的追忆，不仅激起顾炎武对家族衰落的伤感，更引发了山河陆沉，身无所托的亡国痛感。

　　出生于顾氏家族，与生俱有的命运不能不与明王朝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身世赋予他的优越感和使命感，也给他悲痛和苍凉，使他不能不为挽救明王朝命运而积极奔走。痛定思痛，他愈加深切地体验到，王朝与社会的命运、家族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尽管在南京城孤身一人，衣衫褴褛，神色黯然，然而他内心无比坚硬。

　　多次拜谒明孝陵

　　鬼使神差般的，顾炎武又一次凭吊了明孝陵。每次上南京城，他都要来拜谒这座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

　　这时候的明孝陵，已不再是皇家的禁地。保卫陵墓的兵卒不复可见，但肃穆依旧，威严依旧。老百姓出于一种习惯心理，不敢轻易接近陵墓，达官贵人们明哲保身，唯恐趋避不及。整个陵墓上下空荡荡的，根本见不到人影。顾炎武从陵外的下马坊开始步行，独自行走在长长的神道上。两侧，分列着高大的石雕神象、神驼、獬豸和文官、武将，他注视着这一切，不由得肃然起敬。

　　在此后的数年中，顾炎武侨居南京城（1645年清军占领明朝南京城后改称此城所属应天府为江宁府，南京城改称江宁府城，但顾炎武仍使用明朝称谓）外神烈山南山脚下，用“蒋山佣”的名字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这首先是为了避人耳目。蒋山，即神烈山（钟山），明太祖陵墓的所在地。他把自己比作蒋山的佣人，他的《蒋山佣诗集》《蒋山佣残稿》等，也特意署这个名字。这意味着他始终不忘自己是明朝皇帝的忠实仆人。

　　无论是凭吊兵部侍郎祠，还是拜谒明孝陵，顾炎武含泪写下的诗文，每一篇无不寄托着遗民眷念故园的情怀。作为一个身临“天崩地解”之境的知识分子，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职责。既然不能运筹帷幄，指挥百万大军，那么就用手中的笔为武器，透彻地解剖这“天崩地解”。此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遇刺客被逼游学

　　顾炎武侨居南京城，不时会做一点棉布和药材生意，聊以维持生计，其实心里想得更多的是天下兴亡。一有空，便找朋友切磋商谈，或者为手里写的书寻找典籍，疏于生活起居中的琐事。他觉得，每天的吃穿只要过得去就可以了，比起被清军杀害的那些亲友，自己活在世界上贪图享受，实在太过分了。

　　没想到，一场灾难正等待着他。这一天，顾炎武骑着毛驴，正在南京城中边走边看，行至太平门外时，忽然从路边冲过来五六个人，吆喝一声：“呔，姓顾的，站住！”他来不及回头细看，已被人从驴背上拖了下来。这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蜂拥上前，没头没脑地将他摔倒在地，一阵拳打脚踢，打得他眼前直冒金星。

　　顾炎武身单力薄，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他觉察到，他们真的是想把自己往死里打。可自己不能死，只要不死，就有复仇的机会。他拼尽全力叫喊着，试图引起周围行人的注意，让歹徒不敢下手太过分。可是歹徒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善良，一边施暴，一边恶狠狠地警告：“哼，这次放你一马，要是再跟我们作对，让你死个不明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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