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记者包永婷12月24日报道：《资治通鉴》是一部中国式智慧全书，它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也是为人处世智慧的结晶。一千年后的我们，应该如何读懂《资治通鉴》？日前，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姜鹏携新书《稽古至治：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做客学习读书会，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一起钩沉隐性的史料价值，参悟个中三昧，分享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的当代意义。

　　姜鹏师从经学史大家朱维铮，专研中国传统文化。他从2007年起研究《资治通鉴》，曾承担教育部青年项目“唐宋政治思想转型视域下的《资治通鉴》”。他总结，可从“经典”“史学”“传统”三个关键词解读《资治通鉴》。姜鹏认为当今史学界对于司马光是比较沉默的，存在着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它产生于传统史学跟我们现代史学之间的这个差别。现代史学家总觉得自己站在一个高地上，从方法论、理论、视野等各种角度，去俯视前人。所以抛开这种傲慢的偏见，把这三个词汇好好地解析一遍，你就能够发现《资治通鉴》作为经典传统史学著作的基本特点。”

　　追求真实性vs对真实性的超越

　　史学的一大特征是要追求真实性。在姜鹏看来，历史学家不是简单地把历史故事、历史事实告诉你；所有的历史都是一种互动，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历史学家和那段已经发生过的，不可改变的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任何一个历史认识都是主观和客观的叠加。在《资治通鉴》的编纂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长编考异法”。司马光不仅非常严谨地追求作为历史学必须要解决的真实性问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规范的方法，并且从头到尾贯彻到底。

　　《资治通鉴》另一个特点是历史真实性的超越。司马光为什么要编《资治通鉴》，其实这在书名中已经充分展示。作为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希望历史对现实要有所帮助，所以在讨论历史的时候，他不可能不把自己的一些理念、价值导向，隐含在讲述历史的过程当中。

　　“司马光非常认真地在追求真实性，寻找历史真相；因为他有更高的目标，所以他能够对于这种真实性，具有一种超越的态度。”姜鹏表示，在《资治通鉴》当中，对于真实的追求和对真实的超越同时存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真正全方位地来理解《资治通鉴》这部著作的特点，以及对今天的影响。

　　“我们只把《资治通鉴》看作史料，是一种严重的偏失。”

　　“许多学者仅仅把《资治通鉴》当做一种史料，只看到了它的史料的价值，这就好像眼前一片绿茵茵、一望无际的草原，但是马儿看到的却只是饲料。我们把《资治通鉴》看作史料，就是这样一种严重的偏失。”陈尚君表示，编纂《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在政治上失意以后的人生选择，这个选择对他一生非常重要。《资治通鉴》的可贵就在于，它把传统的以纪传体为主的史学著作涉及到的一千三百多年史事的所有细节，以他的著作来做了重新的还原。而且《资治通鉴》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一部皇帝能够在书里看到治国理政的方略，一般的平民也可以在书里看到惊心动魄的故事，所以流传千载，风靡天下，始终不衰。

　　为什么在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宋神宗选择了王安石？陈尚君认为，皇帝在选择用人方面要看用谁更能解决当代的问题。宋神宗选择了王安石，也没有把司马光打成反派人物，而是给他提供了条件，支持他完成《资治通鉴》。司马光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得到大展拳脚的机会，但是《资治通鉴》也让他名垂青史。

　　“《资治通鉴》没有一个字在讲宋代，但是每一个字都在讲宋代。”姜鹏解释，应该从思想观念的高度来理解这个问题。对于什么样的国家是个好的国家，什么样的政府是好的政府，什么样的官员是个好的官员，司马光有深刻思考。陈尚君也表示，编修《资治通鉴》的时候，司马光是有干预当代史的用意，但是他不是简单粗暴地把历史和现在作比附。

　　为什么《资治通鉴》里没有李白？

　　《资治通鉴》里没有写李白，陈尚君说：“这很正常，因为李白没有参与、推动唐代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没有成为哪一个历史节点的关键人物。”

　　姜鹏则表示，李白的文化成就和推动历史的贡献是两回事情。《资治通鉴》是紧紧围绕历史发展的主脉络——王朝兴衰，治国者学以资政，平民百姓也可以从中洞察事态人情。李白在《通鉴考异》里被提到一笔，司马光他们没有办法确定永王李璘死在哪里，有没有占据南京定都，最后用了李白的一首诗。李白在政治上是失败的，所以《资治通鉴》里面没有提到他，但是用了他的诗来考据这个事情。“这个文化人同时兼具着推动历史使命的话，而且参与其中了，那他就有机会出现，这就是《资治通鉴》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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