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舟| 《敦煌本纪》| 叶舟与读者交流

　　■编者按：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著名诗人、小说家叶舟的长篇小说《敦煌本纪》持续热销，并入选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10部提名作品。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首场作品研讨会也在京举行，“敦煌”是叶舟几十年来文学创作的主题。《敦煌本纪》描述了清末民初当地三大家族跨越半个世纪的命运沉浮，它以敦煌沙州城为俗世支点，以莫高窟为信仰高地，叙述了西部百姓于跌宕曲折中寻路、开路、拓路的现实遭际与心路历程。在叶舟看来，这部小说试图去重新发现这个国家的边疆，去眺望我们这个民族的少年时代，去厘清这一伟大文明的来路，并获取今天的力量与担当。人民政协报记者专访叶舟，讲述他眼中的敦煌和文学创作。

　　一

　　我的长篇小说《敦煌本纪》有100多万字，很多人说没想到我会写这么“大”的一部作品。不过，可能也只有如此大的体量与规模，才能配得上敦煌吧。许多年前，我就打定了主意要为敦煌写一本大书，现在这个心愿达成了，就像兑现了一个诺言。记得写到半途中时，我想着等书出版之后，要带上一本崭新的《敦煌本纪》去敦煌，在莫高窟的九层楼下去还愿。

　　其实，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文学创作的版图，或者说文字的疆域。于我而言，这片文学的版图就是大西北。我喜欢荒凉、干旱、空旷、遥远的风景，我常年游走在青藏高原、河西走廊、黄土高坡和新疆南北……我热爱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壮大了我的精神，开拓了我的眼界，哺育了我的想象，又赐予了我美妙的诗篇。在这些浩瀚而辽阔的地理中，只有敦煌时刻凸显了出来，就像是一枚黄金的钉子，钉住了我的文学版图，时至今日。

　　我的文学版图的形成似乎很清晰。上世纪80年代，我开始了文学创作，开始练笔。在大学校园里，我和很多文学青年一样，写诗歌、写小说，挥洒自己的创作热情。1987年2月，我上大二时写的小说处女作发表在了一家著名的杂志上。看到样刊时我很惊讶，在目录上，我的名字跟史铁生、张承志、韩少功等前辈作家列在了一起，这严重地助长了我的“虚荣心”，也给予我一定的信心。但渐渐地，我发现了一个要命的问题，在校园内，大家创作的同质化现象相当严重，无非是爱情、伤感、青春的骚动，大多作着抒情的文章，绚烂却乏力。当人们都朝着一个方向奔去时，这条路未必是对的，尤其在艺术当中，所以我开始警惕了。我自小生活在兰州城里，甚至到18岁上大学后，才第一次走出兰州，去了一次西安，看见了兰州城以外的天地。所以，我生活的背景或者说自然地理的储备很不丰厚，偏偏这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又是很重要的基石，我当时就有一种贫血的感觉。知道了缺什么要补什么的道理，于是我拼命地往外跑。尤其在大学毕业以后，我在铁路系统的一所中专里面当老师，有了一张职工免票，出行比较方便，一下子就跑遍了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宁夏等地，甚至还坐着一辆破吉普，去了遥远的西藏，第一次看见了那么壮烈而荒凉的风景。我知道了什么叫戈壁，看见了雪山的真容，也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方言，以及斑驳陆离的风俗与大量的传说。这与我之前的生活经验完全不同，我找到了大自然这个创作背景后，自己的文学视野一下子广阔起来，里面有的是我用一双脚丈量过的土地。

　　敦和煌，这两个字一旦分开了，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味，但是组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根闪电、一座天空，乃至于一本巨大浩繁的经书，充满了无限的神奇。我第一次接触敦煌却是“路过”。1986年暑假，当时还是个穷学生，我坐上绿皮火车去了一趟新疆，中途停在了一个小站柳园车站。那时柳园车站是敦煌的唯一门户，兰新线在甘肃境内最西的一站。去程时，因为吐鲁番一带刮大风，火车在柳园车站停了许久。回来时，恰逢清晨，霞光铺满了整个车站，铺满了敦煌。我下了车，在站台上散步，心想这就是敦煌啊，我现在就在敦煌的天空下啊。这以后，虽然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次敦煌了，但第一次的路过让我印象最为深刻，因为它在一个少年的心中留下了震撼。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在新闻媒体工作，只要一有采访的机会，我就爱往敦煌那一带跑。我喜欢河西走廊，到了那里我感觉是吸氧，是输血，也是我的文字安身立命的地方。而每次到了莫高窟，我一般先不进窟子，第一时间会去宕泉河对岸的那一片墓地。墓地里埋着常书鸿、席臻贯、段文杰等前辈的骨灰，这些老先生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仍旧守护着这一方圣地。我磕个头，敬支烟，坐在旁边晒一阵子日头，才能鼓舞起来。我很明白，在那一面辽阔而沉雄的佛壁下，我顶多就是一个写作的小工匠，一介冥想的小沙弥，与古代的那些无名匠人们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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