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吴帅帅

　　据浙江省高院院长李占国回忆，2018年初刚到任浙江，曾有一组数据令他颇为忧心：作为经济大省，从2007年起，浙江全省法院收案量便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经过大数据统计分析，按照这一趋势，2019年前后浙江全省法院收案量将突破200万件。

　　但这一势头在2019年出现了令人意外的扭转。据浙江省高院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1-11月，该省各级法院收案总量为157.8万件，同比下降4%。

　　在全国法院案件快速增长、“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普遍情况下，浙江何以出现收案拐点？

　　法庭助力“枫桥经验”再升级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20世纪60年代，浙江诸暨枫桥镇干部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土办法”成了享誉全国的治理经验。经过50余载传承发展，“枫桥经验”历久弥新并在浙江基层乡镇村社治理中展现新的活力。

　　“一次好的调解可能等于疏导化解20余件潜在诉讼。”浙江永康龙山法庭庭长潘文接说。今年年初的一起案件背后，矛盾分层过滤发挥了大作用。

　　2019年初，龙山镇某村一位村民意外死亡，引发多方遗产纠纷。矛盾发生后，该村支部书记、网格员提前介入及时将情况上报镇综治中心。

　　当地法庭、党委干部、村书记马上组织各方当事人开展调解。由于法庭提前介入，该案中各方主体很快达成了协议，并且进行了司法确认。

　　随着调解深入，法庭庭长提前介入发现这一案件背后可能还暗含了许多潜在法律矛盾：包括子女抚养、公司股东转换、债务问题。

　　“通过党委领导，法庭全程参与调解，并跟踪当事人后续履行到位，这相当于解决了20多件潜在的诉讼。”潘文接说，融入当地党委政府的社会治理体系中后，法庭从低头办案到功能前置，矛盾纠纷从“定点化解”到抽丝剥茧。

　　数据显示从2013年到2018年，龙山法庭的案件收案量从2013年的806件下降到2018年的414件，降幅接近50%。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何鑑伟表示，“龙山经验”背后是人民法庭深度参与基层治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矛盾类型变化，提升基层矛盾化解的专业度、准确度。

　　潘文接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乡镇的人员结构、社会矛盾都发生了深度变化，这意味着基层法庭不能只“低头办案”，还要将司法服务向前延伸。“用法官、调解员的法律专业性帮助网格员、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成为专业调解力量，用法庭推动‘枫桥经验’再升级。”

　　让“一家之力”成治理合力

　　在舟山市普陀区，一幢3层小楼聚集了15个职能部门。与市民服务办事中心类似，这个名叫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的机构也推行“一窗受理、一站办结”。“如果说市民办事中心是‘服务超市’，那么这里就是一个社会矛盾的‘全科诊所’。”该中心主任缪华杰说。

　　邻里纠纷、劳资纠纷、行政仲裁……各种类型的社会矛盾纠纷通过单一窗口，经过当事人同意后，案件立案前会在系统自动流转，移交驻中心相应部门进行诉前调解。若调解成功，可现场司法确认；调解不成功，则及时退还至法院正式立案。

　　“物理空间整合背后是工作机制融合。通过一个平台流转、一套标准考核，在综治中心，矛盾化解的‘单打独斗’转变为治理合力。”缪华杰说。

　　目前，在浙江已有超过一半县市区的法院立案服务中心成建制地入驻当地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到2019年年底前，这一融合有望实现全覆盖。

　　物理空间、工作机制融合背后，理念融合是不可或缺的推动力。在浙江，2004年省委第十一届六次全会首次提出“平安浙江”概念后，平安理念已不仅仅意味着社会治安好、违法犯罪少，而是宽领域、大范围、高水平的社会治理要求。

　　浙北长兴县，2012年法院收案量突破1万件后，一直保持两位数增幅。收案大、执行难一度在“一头一尾”影响法院工作和社会治理。

　　长兴县人民法院院长潘轶华介绍，转变社会治理理念，2018年起通过当地党委政府主导，将诉讼调解执行一体化全面纳入平安长兴考核，即法院委派、委托调解案件接受率、响应率、成功率以及是否实质性开展调解等情况纳入乡镇考核。

　　“这样的理念转变倒逼各部门间加强协同配合、信息共享、联合惩戒，一方面从源头过滤遏制了收案量快速上涨势头，另一方面通过形成治理合力应对解决执行难。”潘轶华说。

　　科技支撑推动治理智能化

　　李占国表示，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关键在于形成合力，即主动把诉源治理工作融入党委政府领导的治理格局中，推动形成“调解在前，诉讼断后”的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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