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制及其矛盾

　　在我们的调查中，几乎所有已婚并且有儿子的被访者都表示，他们在城市里忍受打工生活的苦涩与孤独都是为了攒钱盖房子。盖房子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儿子的婚姻。对于那些单身的被访者而言，如果父母已经花钱给他们盖了房子，他们就可以更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收入。少数家里还没有准备房子的未婚被访者也并没有十分担忧，他们坚信自己的父亲会及时为他们盖房子的。所有的男性农民工都在抱怨房价上涨太快。另外，令他们感到不快的还有今天的女性都太现实，以至于没有房子的男人是没有机会找到结婚对象的。人们发明了“裸婚”一词，指男性在没有房产的情况下成功地结了婚。在中国的家庭中，儿子往往被家族赋予传承家族姓氏和血脉的“崇高使命”。因此成家立室对男性农民工而言不是一种个人选择，而是个人对家庭的义务。与儿子有结婚的义务类似的是，父母，尤其是父亲，有相应的责任来保证自己的儿子能够拥有缔结好婚姻所需要的东西。在中国农村，父母的责任包括修建并装修房子、支付彩礼以及举行婚宴。我们的被访者估计，对男方而言，一场婚礼的总费用经常能高达50万元：

　　20万—30万元修建和装修房子，另外20万元用于婚礼本身。如果按照我们被访者收入的中位数3000—3999元一个月来计算，一个普通的男性农民工即使一块钱都不花，也需要工作超过十年时间来为儿子的婚礼攒钱。虽然亲戚之间会为了盖房子和筹备婚礼而互相借钱，但是父母仍然需要偿还这种借款。许多50多岁的男性农民工就是为了偿还儿子结婚时的借款而仍在城市打工。

　　鉴于儿子的婚姻给父母带来的沉重的经济负担，那些已经为儿子盖好房的父母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因为最近几年房价上涨得太厉害了。对于那些有不止一个儿子的男性农民工来说，负担就更重了。我们有14个受访者家里只有女儿，他们都很庆幸自己不用为盖房子的事情而忧心。未婚的男性农民工则在个人希望生养女儿和为家庭生育儿子的义务之间纠结。这是我们所发现的中国父权制中存在的一个矛盾。儿子被认为在延续家族香火上扮演着核心角色，因此父母必须资助他们的婚姻。这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同时也使得年轻一代的男性逐渐地更倾向于生养女儿而不是儿子。虽然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女儿变得更受欢迎，但是她们在父权制家庭结构中仍然处于次要地位。农民更加倾向于生儿子并不是他们想要如此，而是他们必须如此。中国传统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另外两种不孝的行为是：阿意曲从，陷亲不义；家贫亲老，不为禄仕）。我们的受访者对这种观念仍然有很强的共鸣。例如，我们曾经遇到一位没有孩子的男性农民工，他把自己打工的全部积蓄都用来治疗自己的不育。生养儿子的义务在中国父权制中构成了另外一个矛盾，即性别比的失衡使得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备受青睐（Murphy，TaoandLu，2011）。给儿子成家立室的重要义务进一步增强了女性在婚姻中的谈判能力。女性，曾经作为“多余的”孩子，最终因为她们的相对稀缺而在婚姻市场中获得了更强的谈判能力，她们使用这一权力为自己争取到了婚后从娘家居住，而非从婆家居住。

　　在另一个层面，虽然中国女性被要求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顺从她们的父亲、丈夫和儿子，但是我们所有的受访者在定义女性气质的时候都将其建立在女性管理家庭的能力上。许多人甚至认为管丈夫是女性的责任之一。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性别规范在从传统社会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的转变中发生了变化。也可能反映了女性角色的阶层差异，关于女性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儒家思想主要在上层阶层中被积极地奉行着。这也可能是之前的研究过于将从属的角色和刻板印象投射在了中国女性身上。无论如何，男性关于“贤妻”的概念仍然有几个层面的内在矛盾。虽然农村男性肯定了妻子应该拥有管理家庭的能力，但是他们同样要求妻子表现出一定的顺从和恭敬，他们期望妻子能将丈夫和夫家的利益摆在妻子自己和妻子娘家的利益之上。他们坚定地认为自己的角色应当是一家之主。正如来自河南的26岁工厂工人小王所说：

　　女人嫁进了男人的家庭。男人要说了算，对吧？……她（妻子）应当是个讲理的人。她应该知道什么时候要给你面子。

　　29岁的电工小包来自广东农村，他也有相类似的观点：

　　现代社会主张性别平等。女人能够有她们自己的事业。但是所有的男人都爱温柔和听话的女人。

　　来自广东农村35岁的司机小丁是我们在本章一开始讨论的故事中的男主人公，他进一步阐述：

　　男人需要一个老婆来管家。她可以有一份工作。她不需要很漂亮，但是她需要知道什么是大方的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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