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席卷全球的SARS（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令世人闻之色变，也令我国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卫生部统计显示，截至当年年底，非典感染病例7755人，夺走了730个鲜活的生命。在与病魔抗争的战场上，广东医疗界最先奋勇迎战，社会齐动员，拿出了一份令公众满意的抗非战绩。

　　十年之后，回望这场惊心动魄的抗非之战，我们把视线投向曾经引发公众瞩目的人物和事件，试图从他们的回忆和反思中找到抗非一役留给我们民族的遗产。

　　在他们中，有人奋斗在对抗病魔的第一线，苦心钻研克敌之策；有人的至亲救死扶伤，不幸殉职；有人染病后殃及数十人，身心俱受创；有人指挥千军万马，应对危局变幻。非典之后，每个人物的命运都被改变。

　　被改变的还有社会。以抗击非典为契机，中国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得以重建，为从容应对随后而来的禽流感、甲流等疫情做出巨大贡献。在抗击非典过程中暴露出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短板”，得到政府的反思，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执政新理念的进步。

　　非典留给世人的谜团尚未全部破解。它从何而来？为何扩散如此迅速，却很快匿迹？和成人备受重创相比，儿童病例为何数量少、症状轻且几无死亡病例？下一场“非典”何时会到来？政府和公众是否已做好准备？本报从即日起推出“抗击非典胜利十周年特别报道”系列，或许能让您找到答案。

　　正 文

　　2003年的非典，一句“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的豪言，和两度对于科学和真相的坚守，让国人记住了钟南山这个名字。10年过去了，和钟南山名字相连的，除了抗非英雄，还有中华医学会会长、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连串的头衔和社会赋予的职责，还有他在医疗科研领域孜孜不倦的追求，77岁的他就像一个永动机，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去工作的路上。

　　要约钟南山进行采访，一个字——难。早在一个多月前，记者向他的秘书约访，得到的答复是：院士在春节前的日程安排都已经满了。然而就在这个周末，记者意外拨通了钟南山的手机，面对记者恳切的请求，院士终于答应挤出15分钟宝贵的时间接受电话采访。然而，和10年前一样，钟南山依旧是个性情中人，打开话匣子的他与记者侃侃而谈，一聊就是一个小时。

　　谈现状

　　关注问题除了医学 还有环境食品安全

　　即使没有2003年的非典，广州人对钟南山也并不陌生。但正是非典，一夜之间把他推到了全中国的面前。这场“战役”于他而言，也许是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次“跨栏”。

　　时光回到2002年12月22日，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接收了一个来自广东河源的奇怪肺炎病人，使用各种抗生素治疗都不见效。两天后，河源救治过该病人的8位医护人员全部被感染。这是钟南山接触的第一例非典病人，多年的行医经验告诉他，这是一例非常值得关注的特殊传染病。

　　2003年春节后，非典病例剧增，广东告急。2月3日，大年初三，钟南山临危受命，出任广东省非典医疗救护专家组组长。他向广东省卫生厅主动提出：“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

　　“我不是不怕死，只是仗着自己身体好。”钟南山说。那一年，他67岁。

　　记者（以下简称记）：2003年的“非典”让全中国记住了钟南山这个名字，这段经历对您今后这10年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钟南山（以下简称钟）：工作上，首先是我之前一直致力于呼吸道疾病，例如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COPD）、哮喘和肺癌方面的研究，但非典之后，我和我的团队把目光投向了社会急性传染病的研究，从10年前的非典、禽流感，再到前几年的“猪流感”（甲流），我们想搞清楚这些急性传染性疾病是如何对肺部产生损害的，目前我们承接了一个国家“937项目”，就是这方面的研究。

　　与此同时，这10年来我还担任了不少社会职务，例如从2005年~2010年出任中华医学会会长，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需要学习。而且，这10年来，我关注的问题也不再停留在医学上，还有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食品安全、药物质量、天气等。

　　记：事情这么多，您怎么忙得过来？

　　钟：我爱人对我有个“最低要求”，就是周末要留在广州，但其实我即使在家也是在工作，或者回医院看病人。这10年来，广州医学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收治了很多全国各地的疑难病例，有些病例的复杂和罕见程度，连我都没见过。我现在有相当多的时间投入到了对这些病例的会诊和研究之中，有时甚至要组织国外的专家一起探讨，这对于我和呼研所来说是全新的挑战，但我很享受这样的挑战。

　　谈医患关系

　　加强医疗的公益性 回复医生救人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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