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9岁的小男孩袁义虎来说，在今年夏天到来之前，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就是周末准点坐在小板凳上，看央视科教频道的历史片。

　　这或许也是大山深处的孩子对历史课感兴趣的唯一实现方式——学校不开课，父母又不懂，他甚至不知道城市里还有许多藏着无数古老秘密的历史博物馆。

　　而今，这个贵州省麻江县乐埠小学三年级学生的梦想词典里有了一个新想法：长大了，要当个考古学家。

　　面对即将来临的毕业季，21岁的大学生温竣，手握一叠沉甸甸的证书，正信心满满奔波于各大招聘会现场。3年前，他还是个随时准备退学的大学生，“终于考上了大学，却突然发现干什么都没劲儿，学什么都没意思”。

　　是温竣身后一个特别的大学社团把他们紧紧地扭在一起，改变了彼此。

　　2004年，湖北经济学院历经三校合并后，搬迁到武汉城郊的汤逊湖畔。当时担任学校商学院副书记的宋健关注到一个现象：大学扩招了，搬迁后校园文化活动少了，一批高考后对学习丧失热情、对生活缺乏兴趣的大学生心理问题频发。

　　花费了一年时间，宋健筹建起一个校园社团——素质班，想要激发大学生生活热情和潜能。他还信心满满地为这个“大学素质教育试验”拟定了一份沿用至今的“二十条军规”。

　　这份“军规”，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近乎疯狂。包括刚刚摆脱了考试烦恼的大学生需要每天看报纸新闻，还必须写下百字感想；而对于可以享受自由睡懒觉的同学，每周要有晨练，运动时间必须超过5个小时；此外，每月要做义工、演讲、写书评影评等。

　　这个培养期长达两年的“素质班”似乎有着某种魔力，团友招募从宋健所在的院系起步，很快吸引了全校学生报名参与。

　　得益于素质班的培养，第一届素质班学员梁祖德毕业时响应号召，成为学校唯一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赴贵州省麻江县发改局服务一年。

　　在参加一次当地团委组织的“送温暖”活动中，梁祖德来到位于黔东南大山深处的申信希望小学。

　　学校里10多年没有分配过新的主课教师，师资老龄化，教学科目单一，孩子们有些呆滞的目光深深地刺痛了梁祖德。

　　“如何培养孩子的学习乐趣，让他们拥有学习内驱力，从而真正改变命运呢？”梁祖德想，如果能用素质班的理念影响山里的孩子们，或许会带来一些改变。

　　2010年，在素质班的一次周年庆典上，梁祖德等倡议，能否在素质班内部组建一支队伍，赴贵州山区进行素质教育支教。

　　“教育就是要用一片云推动另一片云，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如果能让大学生影响小学生，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不正达到了我们的最终目的吗？”这一提议让宋健眼前一亮，“不仅教育自己，也能走出去播洒阳光”。

　　素质班支教队由此催生。

　　不同于大学校园里各类支教队的“官方行为”，这支学生自发组建的支教队成立之初，必须自行协调好带队老师、团队经费、队员筛选等问题。

　　素质班支教队的经费几乎都由历届队员捐助。宋健月工资不过几千元，但每年都第一个捐款，每次都固定先捐2000元。早期的素质班学员凑齐了支教队的启动资金。

　　为了省钱，支教队队员每一年都搭乘武汉到贵州凯里的绿皮火车，坐14个小时的硬座，再乘大巴车到麻江县，最后搭上面包车扎进黔东南的深山。一路辗转周折，但每次去，队员们的行李箱都塞满带给孩子们的礼物。

　　没有学分、不能保研、自贴经费、条件艰苦，你还想去支教吗？

　　对于湖北经济学院学生社团“素质班”一届又一届同学们来说，答案常常只有一个：想！

　　为了去支教，他们还得竞争上岗，闯过面试、试讲、体能训练等重重关卡，最终通过选拔的同学才能加入支教队。

　　胡羿是学校模特协会的副会长，经常参加学校的演出活动。为了通过暑期支教模特课的试讲选拔，他认真准备了一个多月。“每次报名至少有四五十人，但最后通过面试、试讲和体能测试的同学，只有十几位”。

　　距离武汉市900多公里的麻江县，地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山峦绵延，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七成。2019年4月，才正式摘下“贫困县”的帽子。

　　2010年夏天，素质班支教队员们的足迹第一次印在这片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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