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父亲去荣宝斋卖画换粮食

　　抗战时期，傅抱石夫妇带着几个孩子住在重庆歌乐山金刚坡，一住就是八年，这期间，许多文化界人士都聚集在重庆，时常来傅家聚会，因傅太太烧得一手好菜。李可染、吴作人、常任侠等画家和老舍、郭沫若、曹禺等作家都是座上常客，“母亲说，只要菜一上桌，顷刻便被一扫而光，父亲就一个劲儿地喊‘快上菜！快上菜！’”

　　傅益璇的叙述中，出身富家小姐的母亲下嫁给了家境贫寒的穷画家傅抱石时，确实是崇拜和爱惜对方的才华，而跟傅抱石过了几十年的苦日子。没米下锅的时候，傅抱石就拿自己的画去卖。“他好像总有办法搞点钱回来。”傅益璇蹦蹦跳跳跟着父亲去荣宝斋卖画，“那时父亲的画是几十块钱，一张四尺整张才写‘八十元’，再考虑一下，可能又改成‘六十元’，虽然钱不多，但母亲却很感到安慰，私下里对我们说：‘爸爸真能干’！”

　　改变傅抱石命运的有两位亦师亦友的“贵人”，徐悲鸿和郭沫若。1930年傅抱石结识徐悲鸿，一见如故。“徐悲鸿对父亲的艺术才能大为欣赏，说服当时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拨专款一千五百大洋供父亲赴日本留学。”而傅抱石原本接受当时入主中央美术学院的徐悲鸿的邀请，想要“北上”北京工作，但却因为徐悲鸿突然去世而遭受巨大打击，心灰意冷。而在抗战期间，傅抱石一直是郭沫若的秘书和助手，交往甚密，“直到后来所有重大的政治活动中，每逢父亲遇到无法应付的麻烦，都得到郭老的关心。父亲一生为郭老所作的画不在少数，而且都是精品。”

　　父亲一生从不串门子

　　傅益璇记得很清楚，1965年的9月28日下午，父亲因饮酒过多引发脑溢血猝然离世。“我从学校失魂落魄地赶回家中时，见到大门口停满了车，院子里、客厅里都挤满了人，个个都神色凝重。”让傅益璇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的葬礼上，来了许多连母亲都不认识的人。“连殡仪馆外的街上都站满了人，泣声不断。”

　　这是因为，穷苦出身的父亲对于穷人有着不仅仅是“同情”那样的感情。傅益璇解释，父亲不热衷结识显贵，“母亲常说父亲一生不串门子，不扯闲话，就连一年一次的春节拜年也是决不去的，不管怎么劝说都无济于事。”连平时的亲戚往来、应酬吃饭都不敢叫他，因为傅抱石看来，这是“浪费时间的事”。

　　傅抱石成名后，慕名而来的人很多，有的还“穿军装、带着警卫员，自报家门是某某将军”，而傅抱石却“极不情愿地放下画笔”。傅益璇描述：等到客人离去后，母亲督促着父亲送客人到大门口，但是等到对方一鞠躬刚直起身，准备说“再见”时，父亲已不见了踪影，弄得母亲哭笑不得，直说“还是把人给得罪了”。

　　“父亲直到去世，欠的画债还没有还完。”傅益璇记得，“父亲画桌旁的书架上，长年贴着一条长长的单子，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人名，这都是父亲欠的‘画债’。”傅抱石的“债主”各式各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领导、师长亲朋好友来求的不说，光为了体弱多病的大女儿傅益珊寻医问药，就到处许诺过不知道多少幅。傅益璇从未见过父亲大白天躺在床上，或无所事事地闲坐着，“他总是在画室里忙，似乎永不疲倦。”

　　曾算命说只能活六十岁

　　傅益璇小时候就知道，父亲爱和旧书摊的老板们，街边卖驴肉火烧的小贩们打成一片，一到晚饭后就去南京新街口一带逛旧书摊，“一去就是一两个钟头，不知疲累，旧的脏的毫不在乎，喜形于色，母亲拿他没办法，说他是‘马路巡阅使’。”傅益璇记得牵着父亲温暖的手，一路走过去，“摊主们都认识他，客气地称父亲为‘傅先生’。”

　　对于母亲笃信的种种“预言”，傅益璇并不真的相信。傅抱石曾经算命，说他只能活六十岁，算完“在场的人无不吃惊，场面尴尬”。傅抱石在平安过了六十岁生日的第二年突然去世，傅益璇称母亲流泪说“不能不信呀！”

　　然而傅抱石去世的第二年“文革”开始，与傅抱石一同的不少画家文人都遭受了巨大的冲击，“文人都是有骨气的，老舍和傅雷都是他的好朋友，多惨啊。傅益璇一家都觉得，如果父亲在世，那他就首当其冲了，因为他这样的性格，一定会据理力争的。”

　　傅益璇记得母亲曾对自己感叹：爸爸真是聪明，知道什么时候该走。“讲起来特别迷信，每每到大灾大难的时候，父亲就会躲过。他的突然离世好像是有什么在安排着，让你赶快离开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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