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樑 香港学者、作家

　　在评论余光中的文学成就时，我曾说：他“在新诗上的贡献，有如杜甫之确立律诗”。

　　杨宗翰不同意此说。我如此赞誉余光中，是带有解释的，杨可能没有注意到。我说：余建立了“半自由体（或半格律体）格式：诗行不很整齐，也不过分参差：押韵，但不严格……还善于营造长句。”（见拙作《璀璨的五采笔》）这是一种“创体”。

　　五四时期出现了豆腐干式的格律新诗，以后还有他类格律诗，如周策纵提倡的“太空体”；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现了艾青诗行长短参差、不押韵的自由诗，以后这样的自由诗颇为流行。“分行散文”、“打翻了铅字架后胡乱拼凑出来的东西”等，是对某些新诗的贬称。王蒙在《中国玄机》中对新诗没有“成熟的程式与格局”表示遗憾，道出众多人的心声。

　　严守格律，如传统旧体，则新不起来；参差自由，打破一切诗律，则变得怪异不经。余光中曾用“孝子”和“浪子”来形容半个世纪之前台湾文化界的两种人：固守传统者和崇洋趋新者。我借用其名词，来比喻这里说的两种新诗形式。

　　余光中的新诗，形式在半“孝”半“浪”之间，他可说是个“中子”。他数十年创作了一千多首新诗，在形式上大多“唯务折中”（借用《文心雕龙》四字）；加上他所作题材广阔、情思深邃、技巧高明，他有大贡献，他维护以致增益了新诗的声名。他的“唯务折中”是一种确立。唐代杜甫大量写作情采并茂的律诗，确立律诗这个体裁，余和杜可相提并论。

　　表示异议的杨宗翰文章，收于刚刚面世的古远清编著《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2018》；一起面世的还有古的《余光中传》。余先生逝世已两年，纪念大诗人之际，我对他的成就稍作补充说明。古的《年鉴》是赫九力士式的大编著，道及其书，顺便致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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