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冬天，天气变得特别冷，日子变得特别长。这个时候，我就总会想起小时候，农闲下来的邻居们无事可做，总会串门到我家，一群人围坐在火炉前，男人们冲壳子，女人们间或插上两句，手上却一刻不得闲，不是在绣鞋垫，就是在织毛衣。织好的一截毛衣搭在手臂上，好像冬天也不那么冷了。

　　我的女红生涯

　　那时，有很单纯的快乐和由衷的满足

　　时隔多年，这种手织时光早已远去，但每次想起，总会有一股温柔的水波在心中荡漾开去。那时候，谁家孩子穿的不是妈妈或婆婆织的温暖牌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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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全家八口人，爸爸妈妈、祖母、婆婆和我们兄妹四人。

　　祖母识文断字，还做得一手好针线，针脚密实秀气，冬天给我们做棉袄、棉鞋、棉帽，但我那个时候很不喜欢穿祖母做的衣服鞋子，觉得土气。

　　我的第一个女红是做一个胸罩。那阵我16岁。做胸罩是用两块白布，完全没有弧线，直接拼贴在一起，用针密密缝起来，光是纽扣就钉了10多个。那个时代没有女性意识，只想把自己弄成平板板的，越没有起伏，越觉得好看。

　　我的女红是跟我妈妈学的。妈妈会用缝纫机。我是在米易五七干校去看望妈妈的时候，学会用缝纫机的。

　　后来改革开放，可以买缝纫机了，虽然还要票和工资券，但是妈妈马上就买了一个。蝴蝶牌，上海货。这样，家里的衣服啊，被单啊，加上缝缝补补，妈妈都带着我做，我的手艺就练出来了。

　　大展女红身手是我大三那年。那是1981年夏天，我设计了我的第一条连衣裙。同宿舍的女生都想要，于是我和张牧先去百货公司买了花布，然后请我们班的燮清帮我们剪裁。燮清裁好后带到班上来，星期天我回到家里，一天没有出门，三条连衣裙就打好了。虽然都是同一种样式，但是花色不同，穿的人不同，还是很好看啊。

　　星期天晚上，迫不及待地穿到学校，在宿舍走廊上展示。那个时候穿连衣裙的人很少，很时髦。好几个宿舍的女生都被我们的大呼小叫惊动了，跑出来看。后来我们出门，都相约一起穿连衣裙，在公路上招招摇摇，每次搭便车，花枝招展一露面，就十拿九稳地搞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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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生孩子以后，做女红越来越多，都惊奇自己居然这样有潜力。做过婴儿衣服，自己剪裁，很简单的，棉布连衣袖，背后栓带带，婴儿整天都在睡觉，背后不能有扣子，只能是软的布带带。我还做过背带。母亲教我，用一张旧浴巾，和一块旧床单，拼成两面，做成夹被，然后把带子缝在夹被上，这样就成了很好用的背带，娃娃一背起，两只手就腾出来了，备课，做家务，出门骑自行车，就方便了。那个年代，做母亲的都这样。

　　我也学会了打毛衣。以前我只能打个围巾，打衣服要拼袖子收领窝，我就不行了。但那个年代小孩衣服很少，商店里根本买不到小孩的毛衣，只能自己动手。好在周围很多年轻妈妈都会打，所以，请人起个头，我就开始打，到关键部位，再去找人请教。那个时候毛线也很金贵，不好买，一般是用大人的旧毛衣拆洗以后来打。如果哪个商店有毛线卖，做妈妈的都奔走相告，赶紧去抢购。

　　1985年先生到美国丹佛大学求学，我还专门买了棒针毛线熬更守夜打了一件毛衣，有点像古代送夫君出门的做派。前些年看见爱马仕推出的棒针毛衣，款式和我当年打的那件毛衣极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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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后来，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的女红发展到极致。所谓极致，就是可以换米粮钱吧。那阵我迷上了扎染，屋里的盆盆罐罐都拿来煮衣服，也没有专门预备手套，我的手每天都是颜色深深，但是热血沸腾。染了几块布以后，几个闺蜜聚在一起，决定把这手艺发扬光大，我们四个毛根儿朋友，一人出了100块，共400块钱，一个小“股份公司”诞生了。我们分工合作，我管设计和扎染，她们管买布裁剪和缝制。第一批货出来以后，决定拿到街上去卖，地点就是锦江宾馆门口的街上。那时候锦江宾馆有个花园商场，我的摊子就在花园商场外面。

　　1990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六，我和朋友、还有丁荷花一起去卖产品。丁荷花没有掺和我们，她是我的毛根朋友，经常出入荷花池，自认为有经验，主动来帮忙。我们拿一根绳子，拴在两棵梧桐树干上，然后把衣服一件件用衣架挂起来。朋友怯场，躲到了树子后面，我和丁荷花倒是不怕，但是傻乎乎地站在那里，不晓得吆喝。这时来了两个男青年，他们的摊摊摆在我们旁边，他们卖T恤，白色的T恤，说是从深圳批发过来的。他们嘲笑我们：嘿嘿，你们这个样子，好瓜啊，至少嘛，喊两声嘛，要不然咋个卖得出去嘛。

　　咋个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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