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国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坚守一线，在65万个城乡社区从事着疫情监测、出入管理、宣传教育、环境整治、困难帮扶等工作。对于上海这样一座特大城市而言，社会治理工作如何从疫情防控中积累经验、整合资源，从而推动社区工作的全面进步？

特大型城市人口集聚，数据能否成为治理能力？未来如何做社会动员？邻里守望可持续吗？……自6月1日起，上海新闻广播《市民与社会》栏目携手人民网上海频道、上海大调研、上观思想汇等媒体推出系列节目：破“疫”2020——疫情大考下的社区之治大讨论，“面对突发事件”，五里桥、花木、虹桥、天平街道和吴泾镇率先交出答卷，为未来社区治理提供新方法。

虹桥街道，辖区内境外居民达2.6万人，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少小区外籍居民占比超过50%。2月下旬，多国疫情爆发，境外人士纷纷回到上海，而在疫情初期，返沪外籍人士还尚无明确防护方案。这个上海最“国际化”的街道，如何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又如何把来自五湖四海的居民凝聚在一起？邻里守望可持续吗？

居民来自五湖四海，靠什么连接？

在虹桥街道古北新苑，居住着大约三分之一的日韩籍人士。一天夜晚物业拒绝韩国籍租户进入小区而引发纠纷发生冲突，怎么办？

“那天晚上，一对刚从重点疫情地区回来的韩国籍母子要进小区，我没同意。业主们当时对境外人士特敏感，又很晚了，我建议先在外面住一晚。”古北新苑物业经理钦军回忆道。

“第二天上午，这对韩国夫妻带孩子来居委会找我投诉。”荣华居委会社工孙秉超说。当天上午，荣华居民区党总支第一书记盛弘拉上物业、业委会一起坐下来，整整开了三个小时的沟通会。“我们和居民说，虽然他们从外面回来，但是他们其实已经成为邻居很久了，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的朋友回来别人不让进，你怎么想？”

“居民最担心的是疫情传播的风险，只要解决了他们所担心的那个点，其实大家还是可以有达成共识的可能。我们整个上午都在谈，居民担心什么？需要物业、居委会做到什么？我们可以办到吗？同时要打电话给街道，请示我们这样做行不行。通过这样反反复复的沟通，尽可能打消居民的担忧，另一方面，我们和外国朋友沟通，希望他们回来以后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自我管理，也就是居家隔离，在此期间居委、物业会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服务，减少他们生活的不便。”盛弘回忆，在多方努力下，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避免了矛盾的发酵。

居民来自五湖四海，文化差异这么大，靠什么连接大家？融之声志愿者团队成员张敏说：“有个老外家的热水器坏了，但那时是没有人能上门修理，是我过去帮他们检查的。”盛弘说道：“黄金城道很多外籍人士养狗，我们特意和宠物店都打了招呼，如果需要可以寄放在那里。”

以情动人。“我是在这时间最长的一个人，从古北新区建成时就有一个叫‘小联合国’的融情工作法。对于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要把‘情’融在一起。经过了十几、二十年，终于打破了坚冰，把工作真正做到家。”香港籍居民美丽华物业总经理议事员说道：“所有成功都是偶然得来。”

“小联合国”里的居民，如何建立情感？

五金小区物业经理钮伟明坦言，由于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不同，一些外籍居民最初对隔离措施“有点反感”。为此，虹桥街道制作了多种语言的宣传卡片，提供了包括口罩、消毒湿巾等防疫物资在内的“融情包”， 以温情的服务逐步消除误解。“有一位以色列业主，隔离期间我帮他收外卖、快递，有时还帮他打印一些办公需要的文件，十四天过后他说我就是他的哥们、好朋友。”

在虹桥街道，更可贵的是发挥了一批外籍志愿者的力量。 “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20年了。”文贞善中文流利，是活跃在社区的一名韩国志愿者。疫情期间，从防疫科普材料翻译、 防疫政策解释到社群自发管理，文贞善发挥自己的身份背景和语言优势，在外籍居民和居委会、物业之间居中沟通和调停，极大地消弭了双方可能产生的误解。

“像文先生这样的外国志愿者，在我们社区里是很重要的一个力量。除了韩国朋友，我们还有日本志愿者、意大利志愿者，很多时候外国人和外国人之间去沟通，往往更有说服力，也更容易让外籍居民产生亲近感。”盛弘说：“疫情中我们发掘了一批新的外籍志愿者，有些是我们日常联系的，更多的是通过居家隔离、通过服务形成的新连接。未来我们可以把这些信任感慢慢转化成各式各样的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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