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就极端的恶行之下，必然有一套“不讲理的逻辑”。坦白讲，“杀人非初衷，搞钱是目的”这种荒诞的逻辑，着实令人感到惊诧。这其实跟“非我也，兵也”如出一辙。而这也再次实证一点，在法子英的认知里，只要能“搞到钱”，就可以不折手段。

只是，当年媒体对法子英的采访，本意是希望，他在牢狱和死刑面前，能有所悔意，认识到自己错误。可惜的是，他到死依然认为“杀人存在一定的合理性”，而“搞钱”才是罪魁祸首。这种带有裹挟性的逻辑，其实还是在逃避问题。

然而，面对法理，他靠诡辩是无法摆脱审判的。最终，他被枪决，而劳荣枝只能到处流亡。从某种层面上而言，法子英的说法，好像“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种道理，也只是一种对良心的自我麻痹。因为，谁都清楚，“不折手段”谋财，从来都是非正义的。

于此，就法子英面对“7人命案”的态度，我们还是有必要去深思和追问。因为，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做什么样的事儿，他（她）做什么样的事儿，就是什么样的人。这虽然不是绝对性的逻辑，但是却透着知行合一的基本统一性。

要知道，当我们询问他（她）人的态度时，他（她）们会谈及与某人某事有关的信念和感觉，以及由此引发的行为倾向。综合起来看，态度可以界定为个体对事情的反应方式，这种积极或消极的行为，是可以进行评价的，它通常体现在个体的信念，感觉或者行为倾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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